与任何复杂多变的现象一样，犯罪行为无法用单一的统计数据来概括。然而，单一犯罪数据长期以来一直被警察和宪兵部门用来指导公众行动，而且政治家们也出于沟通目的而提出使用这一数据，特别是从 2002 年开始。除了方法论问题（特别是不同会计单位的积累，例如袭击受害者和被盗车辆）之外，单一犯罪数据可能会掩盖重大的违法现象。例如，某些严重犯罪（如家庭凶杀案）数量的增加可以通过车辆盗窃等犯罪数量的减少来抵消。
与此同时，目标犯罪管理政策的实施，即所谓的“数 投资者数据 字政策”，也扰乱了安全部队收集的数据，导致安全部队记录的犯罪统计数据变得模糊甚至失去可信度。事实上，正如一般检查团3此后所强调的那样，某些部门一旦实现了分配给它们的量化目标，就会系统地将事实记录推迟到下个月。有时甚至会有更大规模的掩盖，一些事实根本就没有被报道。
行政数据质量不断提升，统计数据不断丰富
2012年，鉴于争议的程度，内政部内部的工作导致放弃使用过于笼统的犯罪衡量指标。次年，在成立了负责对犯罪行为及其后果进行统计衡量的议会代表团后，内政部长呼吁“打破数字政策，这种政策为了实现目标，不惜歪曲统计记录规则，提前设定目标”。